[摘要] 今天，多家媒体刊登一篇某外媒发布的“土改或令中国一大群人迎来新一夜暴富机会”文章，文中提到“城市的土地成为能下金蛋的母鸡，给城市居民带来巨量的财富，2.5亿亩的农村土地成为下一个会下蛋的母鸡。
加拿大记者桑德斯在其《落脚城市》一书中说，上一次人类出现如此巨烈的迁徙潮，地点是在欧洲与新大陆，时间介于18世纪末与20世纪初，结果直接造成了人类的思想、统治、科技与福利彻底地改头换面。大规模的城市化造就了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并且随之带来前两个世纪巨大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尽管如此，这种人类变迁的观点却从来不曾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的报纸或者是20世纪初国会辩论中。
人口从乡村涌向城市，从一个地区涌向另一个地区，对很多人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但更多的人却将对人的影响置之不理，更多的去讨论和关注由此带来的投资机会和经济兴衰。我们今天对于土地改革的讨论，似乎也陷入了这样的一种氛围，更多的关注放在了投资机会和经济发展甚至是否“一夜暴富”上来，对土地改革进程中所蕴含的更深刻的社会、人文等关怀似乎不够。
前几日，中国人民大学郑风田教授以一篇题为《如何让农民的财产成为能下蛋的母鸡》更是让人们尤其农民热血沸腾。他在文章指出，对于拥有同样2.5亿亩土地的农民来说，如果刚刚通过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能把束缚在这只母鸡身上的诸多枷锁卸掉，且加上制度设计得当，那么，未来这鸡巨大的母鸡也能给农民兄弟下出诸多金蛋来。
无独有偶，外媒也争相报道，土地改革可以使农民“一夜暴富”之火越扇越旺。在此，无心评论外媒观点的得与失，更无意评价郑教授的文章是否成立。当然，也不是说这样的分析不应该，而是说，对于中国今天所应该开展的土地改革来讲，不应该为这样的单一的逻辑所主导。在对土地改革的讨论中，我们不应该仅仅看到是否一夜暴富，还应该看到农民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心理动向甚至是心理落差的东西。
说到土地改革，不能不说说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这一提法并不是新词汇，但前几年是以“城市化”抛头露面，在目前条块分割的布局下，以开发区和GDP增长的城市化确实也带来了经济飞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产业过剩、环境污染等不可持续发展问题。于是，这届政府上台伊始，就为城镇化正名，暨新型城镇化，且着重强调“以人为本”，这的确是一大进步。且在经济发展进入下行轨道的当下，城镇化被当局用作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重要立足点与抓手，但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两大支柱乃是中小城市户口的放开和土地改革，且谁也都明白，城镇化实施的成败与否，土地改革尤为重要。
从这一层面看，土地改革被催热也是情理之中，只是这样单一讨论农民“一夜暴富”到底有何意义？
诚然，正如郑教授所说，每年的财富榜上多次出现城市地产商的名子，而大都市的普通居民因为拥有几套房子也成了过去做梦都不敢想象的百万、千万富翁，城市的土地成为能下金蛋的母鸡，给城市居民带来巨量的财富。而拥有同样面积土地的农民其年收入刚过6千元，每年土地给农民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不足3%，2.5亿亩的农村土地成为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这的确看起来非常不公平。
更何况，中国人历来就有“一夜暴富”的想法，甚至这一想法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DNA中，权力可以一夜暴富，炒房可以一夜暴富，搬迁补偿可以一夜暴富。
但“一夜暴富”带来的又是什么？带来恐怕不是人们更加积极向上的心态，相反则是温州人不再追求生产经营，鄂尔多斯人不再一门心思开采矿产，神府煤老板不再关注采煤，农民不再关注种粮，工人不再注重技能，工程师不再关注质量，教授不再关注学生，医生不再关注病人，进而带来社会陷入浮躁和人文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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