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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昊:“中速时代”挑战城市战略

中国房地产网-中国房地产报  作者:罗天昊  2013-11-08 10:44

[摘要] 第三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速7.8%。曾几何时,季度增速低于10%,都被认为不够快,如今,时势已变。近日,新华网发表评论,称中国经济破7绝对不被允许。而此前,林毅夫亦在卸任世行后,回国宣称中国仍然有20年大约8%的高速增长期。

第三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速7.8%。曾几何时,季度增速低于10%,都被认为不够快,如今,时势已变。

近日,新华网发表评论,称中国经济破7不被允许。而此前,林毅夫亦在卸任世行后,回国宣称中国仍然有20年大约8%的高速增长期。

在本次全球危机中,中国是少数几个保持继续高速增长的国家之一。从GDP看,中国刚刚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亦超越德国成为世界大出口国。

但最近几年,中国发展速度还是引起了广泛猜测,中国未来到底能否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时代是否彻底终结?对于即将到来的中速时代,城市未来战略该如何破局?

“中速时代”迫近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持大约平均10%的年增长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制度红利,是国家从垄断走向市场开放、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的必然。而这种飞跃,只有在国家的重大变革的转型期才出现。

从近现代以来大国崛起的轨迹来说,一个国家的飞跃期,不可能无限长久。全球历史上,能够如中国一样保持30年左右高速增长的非常罕见。

美国从内战结束后的188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的崛起,以及二战后到上世纪60年代的所谓黄金时代,两次持续繁荣期,均不过二三十年。而英法等国只出现过一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大约是30年左右。

同样,中国的高速发展,也不可能永远持续。目前,中国GDP增幅连续三年跌破10%,或可为未来趋势的先兆,即:中国从飞速发展的高原期,逐步进入平原期。

全球最著名的未来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曾经提出一个关于增长的疑问,从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几个方面阐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产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它向人类发出严重警告:世界正步入短缺时代,有限的资源正消耗殆尽,环境污染正趋于严重,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已开始威胁人类的文明与生存。可行的办法是停止人口和工业投资增长,以达到“零增长”的全球性均衡。

而事实上,国家的增长,正如一个行业的增长,是有周期的,从高速发展的飞跃期,到平稳发展的稳定期,乃至接近“零增长”的长期徘徊期,直到发生大的社会变革,开始另外一个高速发展期。

就目前而言,中国正在从改革开放后的个高速期向平稳期过渡,可以预见,一旦中国步入平原期,要在强国的竞争中胜出,必须另辟蹊径。提高发展质量,成为中国未来国家战略的重要根基。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大国争雄的挑战。在去年的全球碳排放排名中,中国名列,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而在世界前六名中,金砖四国全部入选。未来10年,不仅中国的经济总量要超过美国、印度和巴西,也预计将在某天超过美国,而在去年,中国的资源消耗已经世界,中国的崛起,不仅要与发达国家争夺生存空间,更要与金砖国家争夺生存空间。如果中国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其未来堪忧。

此外,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四大牺牲为基石的,即环境的牺牲、资源的牺牲、社会公平的牺牲、未来发展的牺牲。所谓“带血的GDP”,绝非虚言。近年来,毒大米、毒奶粉等,危害千家万户,而环境破坏带来的自然灾害,更是比比皆是。

由此,中国的崛起,亟需创新发展模式。

地方需调低发展预期

2012年,中国GDP的增速为7.8%,让人惊异的是,中国大陆所有省的增速都超过了国家增速,连受到冲击的浙江和广东,增速也达到了8%。如果以城市为统计单位,则除了北京(7.7%)和上海(7.5%)等极少数城市外,90%以上城市的增速超过了国家速度。

地方上报的数据可能存在水分,但各个地方政府确实认为自己是可以保持高速时代的。这几年,我走访了数十个城市,在跟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官员交流时,纵使有部分清醒的官员认为超高速发展不可,但是对于中远期的发展,官员普遍认为速增GDP超过10%问题不大。

实际上,虽然从国家的发展预期看,“保8”即是成功,但地方政府的心理底线却往往是“保10”。地方的高预期是否能实现?

在这几年国家增速普遍下降的情况下,确实有很多地方逆势发展。但是,这些高速发展的地方,其发展动力完全不一样。

种高速发展,是建立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上,这是一种良性的发展。比如最近几年,湖南、江西、安徽的一些城市增速比较快,其原因为承接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也有部分地方本身实现了产业的转型升级。

第二种高速发展建立在以大拆大建为标志的疯狂固定资产投资上,如早期的宿迁,后期的昆明、大同。其实其经济并未发展,大众消费行业萎缩,却通过畸形投资获得暂时的高增长。此种投机主义的模式逐渐在地方流行,各地兴起的造城之风即是其变种。

第三种高速发展建立在丰富的天然资源上,比如鄂尔多斯、神木。早几年煤炭价格高企,而这两地均为煤都,依靠资源实现了快速增长。

还有一种高速发展,建立在大投资、大项目之上。这类城市,均有比较独特的政治地位,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关照。由此,大央企、大项目纷纷落户投资,拉高了增速。其实这种高速增长,亦难以持续。

由是观之,很多地方的高速发展均难以持续。可以预期,在中期之内,其增速即将下滑,真正能够保持比较平稳发展速度的,还是那些实体经济发达的地方。

但是,一个悖论在于,最近几年,实体经济遇到严重挑战。尤其是广东、浙江,由于其经济主体为民营经济,产业主体为制造业,而这两个领域正好是受到冲击最严重的领域。本来代表中国城市发展方向、正常发展的地方,反成了“增长不力”的典型。未来,需要从国家层面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体经济的地位。

未来很多城市,可能不得不做出痛苦的抉择,一方面调低发展预期,一方面深化改革。

国家飞速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一为全面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国的高速发展,就是典型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所致。二为技术革新或者新兴产业勃兴。如英国当年的崛起,就是拜工业革命所赐,美国最近20年的亚高速发展,就是得益于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和新能源产业的兴起。

中国目前的次社会变革的动力基本释放完毕,如果不能完成新的重大社会变革,则将神话不再。未来将是漫长的增长缓慢期,甚至是严重的停滞,如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而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兴起,更多与全球大环境相关,中国在这方面希望不大。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继续深化变革,从社会结构、权力运作模式、经济结构、文化等领域进行广泛改革。

在未来,作为主体的各个地方区域,亦将面临两个任务。

其一是进行全面的改革。陕西神木前书记卸任时称,中国任何一个县,都可以做到全民医保。但是,是否所有的地方都会去做?

其二是,建立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外贸这驾马车速度越来越慢时,中国即将步入一个内需时代,如19世纪晚期的美国一样,在完成国内市场统一、打破内部关卡之后,庞大的内需市场,才是中国完成大国崛起的最原始而强大的力量。各个地方在产业规划、创业环境、市场准入、税收等方面,都做好了准备吗?

在这个方面,中国存在着巨大的隐忧,仅就关卡而言,世界上70%以上的收费高速公路,都在中国,对于中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了巨大的阻力。而在产业规划上的诸侯经济,亦将制约中国内需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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